《梦伴此城》序:用梅艳芳为香港「解梦」

*本文为《梦伴此城:梅艳芳与香港流行文化》一书的作者序,现经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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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伴此城:梅艳芳与香港流行文化》出版,令我想起十多年前的往事。

2005年,我刚开始在英国读研究所,旁听一门叫audience research的课。某个星期的主题是fan studies,教授叫我们分享迷上明星的经验。我说喜欢梅艳芳,介绍她是华人世界少有能歌能舞能演的女星,又说我每年会在她的生辰忌日写纪念文章。教授听了随即说,不少研究明星的学者本身都是粉丝,他们把偶像变成研究课题,成为fan scholars,对文化研究很有贡献。他鼓励我:「Pan,你日后也可以做个fan scholar呀。」我听后一脸疑惑。

当时,我不了解明星研究,更是首次听闻fan scholars:粉丝学者。原来,fans也可以变身学者?研究自己的偶像也是严肃课题?一晃眼,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来,我仍然会在梅艳芳的生辰忌日写文章;由于年年生产,所以我总是尝试寻找不同视角,有时是性别研究,有时是历史意识,有时是后殖民身份。

很多年后,我想到那位教授的话才突然发现:原来,我已经在写一些类似明星研究的文章了。今天,对于粉丝学者之名,我仍愧不敢当。但的确,当年在英国上课的我,万万想不到有一天会为偶像写书,而且正正是一本明星研究。

遇上八十年代,遇上梅艳芳

生于七十年代的我,注定跟流行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家人告知,我几岁大就披上大毛巾扮楚留香,跳上梳化唱武侠剧主题曲。我自己的最早记忆,则是跟父母去看殭尸片及成龙动作片,以及自发地用笔记簿抄写歌词。然而,讲到真正对流行文化着迷,却是小学五年级的事──那是1985年,张国荣已推出《Monica》,谭咏麟唱着《爱情陷阱》,梅艳芳的《坏女孩》亦在年底面世。我遇上那个奇妙的时代:巨星破土而出,广东歌改朝换代,港片鼎盛非常,香港流行文化昂然进入最辉煌时期。

在众多风格各异的明星中,我有很鲜明的偏好。当时,我是百分百的「张国荣派」,每次都理直气壮跟「谭咏麟派」的同学争辩对骂。至于女歌星,我就独爱在骂声中走红的梅艳芳;她当时一枝独秀,同学对女歌星也没甚幺派别之争,但我却时常听到长辈对她非议。到了三十几岁,我有天心血来潮想起这些儿时往事,才突然明白:当年一个十岁小孩的喜好,看似幼稚儿戏,但却是「三岁定八十」,要我二十岁、三十岁、五十岁,甚至是八十岁再选,我的选择仍然会是张国荣梅艳芳。

原因是甚幺?大概是文化研究令我了解,真正吸引我的、令我认同的,是两人身上的叛逆气质。从小就是乖乖牌好学生的我,也许根本就很压抑,于是不自觉地从传媒呈现的梅艳芳的坏、破格与叛逆中,找到认同感。

我曾在某个寒冬日子,在街上用walkman听着《冰山大火》奔跑,用前所未有的节奏去感知这世界;我曾在某个夜深,在全家睡去之后听着《夕阳之歌》,被她歌声的沧桑与气魄震动;我跟姐姐看完《胭脂扣》从戏院走出来,满脑子挥之不去她的眼神、倚红楼的颜色及那凄美的气氛。更不可少的,是当我为六四事件落泪的时候,看到她大声疾呼。

这个女星在当年那懵懂小子的年少岁月,烙下了各种各样的深刻印记:关于歌与电影,关于城市节奏,关于叛逆气质,关于爱情与人生,关于公义与家国。数十年后,梅艳芳留下的许多痕迹,我仍在寻问思考。一个人爱一个明星,往往是因为这明星身上的某些东西跟他接通了。因此,研究自己喜欢的明星,其实就是研究自己:你喜欢乖乖女、性感美女还是叛逆坏女孩?你喜欢铁汉、学生王子还是阴柔妖男?这有如心理测验,让我们更了解自己。推而广之,研究一个在某个地方广受欢迎的明星,其实也是在研究这地方的人、社会状况、文化环境。

香港盛产流行文化。当年,小小一个城市生产的广东歌可以远播至大陆、台湾、星马,港片更是红遍亚洲,远征西方。流行文化是香港文化的核心、香港人身份的载体,[1] 甚至是香港历史的铭刻之处。[2] 至于明星,亦从来寄託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当年,成龙曾是香港之光,到了今天,香港人仍然在黄家驹身上建构本土身份,在周润发身上找到香港认同。而梅艳芳,更被称为「香港的女儿」。有学者曾言,一个国家的社会史可以由明星去书写。[3] 这句话既适用于有造星工厂荷里活的美国,也非常适用于香港这城市。

然而,明星研究起步很晚,七十年代末才有英国学者Richard Dyer的Stars[4]一书为奠下基石,在华语世界更是低度发展。明星研究谈明星不只着眼于外貌演技,而是把明星视为一种可以传播意义的社会产物(social production),相关讨论连结着产业与文本、电影与社会。[5]

为甚幺要研究梅艳芳?

要研究香港明星,梅艳芳这个案为何重要?

她形象前卫,被称为「东方麦当娜」;她能歌擅舞,被视为演艺奇才;她戏路纵横,演活妓女、泼妇、女侠;她是草根传奇,从荔园唱到欧洲、美加;她是独立女性,担任香港演艺界领袖;她是传统女人,有结婚生子之梦;她参与社会,为慈善与公义发声;她是「香港的女儿」,代表了某种「香港精神」;去世十多年,她至今佔据媒体版面,偶尔仍掀起网上骂战,[6] 亦是今天香港人的怀旧对象。过去数十年,香港没有另一个女星文本比她更丰富更複杂。

梅艳芳的意义远超于歌星演员。她形塑流行文化,开拓女性形象,诉说香港故事;她的一切,已化为关于香港的社会、政治、文化的超巨型文本。然而,虽然是歌影天后,但她从来不是人见人爱、「易入口」的明星。她没有漂亮脸蛋与诱人身材,男人不慾望她;她太强太霸气,女人害怕变成她;她的形象夸张外放,又有知识份子嫌她太大众化。于是,当年有人对她反感,今天不少人则是有距离地欣赏她。

这本书谈到的不少歌曲,也许有人会觉得很商业化,分析的一些电影,也并非都是得奖名作,但文化研究的可贵之处就是在看似缺乏深度的流行作品中找到价值与趣味,就正如Richard Dyer从娱乐电影挖掘明星的意义,David Bordwell和Kristin Thompson把香港的商业片写进世界电影史,[7] Ackbar Abbas亦认为类型电影的元素比起写实风格能更有力地捕捉香港文化。[8] 这本关于梅艳芳的明星研究,尝试打破传统电影研究对通俗作品有时流露的洁癖与轻视。

如果每个标誌性明星都代表了某种社会文化,梅艳芳代表了甚幺?这个集坏女孩、传统女人、演艺界领袖及「香港的女儿」于一身的人,如何书写了香港?

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要颂扬她的成就,也不是要还原真实。从歌曲、形象、舞台表演、电影演出、娱乐新闻到粉丝故事,我试图拼贴出梅艳芳这複杂的明星文本,并梳理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脉络,思考香港流行文化。阅读梅艳芳,同时也在阅读过去半个世纪的香港故事──一个(后)殖民城市的独特社会文化政治图像。

有一个梦,伴随着香港

梅艳芳已去世十多年,这本书分析的自然是昔日作品,谈论的自然是当年往事。然而,重访过去的目的绝不只是为了缅怀与追忆,更重要的是去思考:香港以往的流行文化,为今天带来甚幺启示?追溯往昔的梅艳芳,如何有助于思考今日香港?梅艳芳既是活在过去,她的明星文本又仍然活在当下。

这本书名为「梦伴此城」。「梦伴」是梅艳芳的名曲,「此城」是香港,梅艳芳及香港都是此书主角。而「梦伴此城」也指「伴随着香港的梦」,八、九十年代的黄金岁月彷彿已成了今日香港人不断缅怀的一个美梦。过去十多年,香港问题越多,香港人就越怀旧。对昔日广东歌与港片的怀念,对梅艳芳、张国荣、黄家驹、陈百强及罗文等巨星的追忆,都是在建构着一个美梦。然而,这个梦经过不断美化简化,有时面目模糊。究竟,这个梦的具体面貌是怎样的?它的价值及内涵何在?这本书尝试藉着梅艳芳这明星文本去「解梦」,去解构一个时代、一种文化。

感谢梅艳芳,感谢香港。这个人、这个城市,为我们留下了如此动人的流行文化。除了情感上的缅怀,也值得我们深思深究。

注释

[1] 马杰伟,《后九七香港认同》,香港:Voice,2007。

[2] 洛枫,《盛世边缘:香港电影的性别、特技与九七政治》,香港:牛津大学,2002。

[3] Durgnat, R., Films and Feeling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7, pp. 137-138.

[4] Dyer, R., Stars (new edition), London: BFI, 1998.

[5] Gledhill, C., Stardom: Industry of Desi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 xii.

[6] 尤其在雨伞运动期间,支持及反对的两派网友经常就梅艳芳的政治立场掀起骂战,见书中四章的讨论。

[7] Bordwell, D., and Thompson, K., Film Art: An Introduction (eigh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Education, 2007.

[8] Abbas A.,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